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
（六）拨款法定与度支问责 这是盖乐庭作出主要贡献的领域。但这个新国家首先要建立自己的信用。
尤其是对于美国这个联邦权力尚未巩固、国民超越地方认同的国家认同还很微弱的国家，国家对公民负债可以使公民更加关心国家的未来。早在1793年，盖乐庭刚刚进入美国政坛，作为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进入国会之时，他就向汉密尔顿提出了向国会报告过去几年财政收支细目的要求。[25]显然，邦联条例的宪法安排缺乏一个执行机制，一方面，它自身是一个名义上议行合一、实则议而不行的机构，邦联条例并未建立邦联层面的行政和司法机构。[48]直到1794年，即汉密尔顿离任的前一年，盖乐庭通过自己的努力说服众议院恢复了这个委员会，搭建了国会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这种在当代金融市场十分常见的做法，在18世纪末是十分罕见的，而且冒着很大的风险。
给定这个背景，如下事实便不足为奇了：19世纪围绕内部改进、金融、货币、关税、公地以及最终的分离和奴隶制而展开的冲突主要是以国家与各州的宪法权力为语法来界定和争夺的。美国联邦政府1802年的总预算才400万美元。他深知商业世界是围绕着信用之轴而运转的，信用的基础是信任，而信任是在长期的互惠交往中形成的。
比如，当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州对于各自在波托马克河上航行的权力产生争议的时候，在麦迪逊的提议下，两州代表于1785年3月25日聚集在已经退隐的华盛顿的居所弗农山庄，靠华盛顿个人权威的在场，才达成了协议。这个法案的通过使得联邦政府承担的债务立刻增加了两千万左右，达到七千五百多万美元。但如果政府欠债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中饱官员的私囊，则情况会截然不同，许多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这笔钱不仅无法应付英国在北美的军费开支，反倒因税务官员的滥用职权、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而导致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带来了殖民地的治理危机。
这场病变的酝酿地点是大陆军司令部所在地—纽约州的纽堡镇（Newburgh）。[55]同时，汉密尔顿将国内公债持有人的债权转化成了长期带息国债，这种债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交易，这一方面激活了证券市场，培育出了最早一批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公债持有人得以致富。
[10]Don Cook, Long Fuse: How England Lo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1760-1785，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5，P. 3 [11]Jan Glete, 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n丨Europe: Spain, the Dutch R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 1500-1660,Routledge, 2002, p. 4. [12]Douglass C. North and Barry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49 （4）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803，829（Dec.，1989）． [13]Gary W. Cox, Wa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 Constitutional Watershed? 72 （3）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7 （ Sept.，2012）． [14]Albert Gallatin s Speech, 7 Annals of Congress 1133（1798）． [15]几乎所有研究北美殖民地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作品都会提到这一点。[70] 汉密尔顿的建议得到国会支持后，许多公债持有人因此大发横财。1783年12月21日，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曼客栈（Manns Tavern），华盛顿发表了他宣布告别政治舞台的演讲。早在1793年，盖乐庭刚刚进入美国政坛，作为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进入国会之时，他就向汉密尔顿提出了向国会报告过去几年财政收支细目的要求。
为了落实自己的偿债承诺，邦联议会还创设了财政总监（Superintendent of Finance）职位，并全票通过任命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 Jr.，1734-1806）担任此职。从1654年开始，英国议会通过了若干部涉及殖民地国际贸易的《通航法》，强化帝国对殖民地的商贸控制，比如禁止外国船只未经英国批准而与帝国的殖民地港口通航通商，要求欧洲大陆运往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经由英国港口、要求英国殖民地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货物必须经由英国本土港口或指定港口等。[31]有感于此，麦迪逊在弗农山庄会谈之后不久就提议次年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一个各州代表会议，讨论如何强化邦联的财政权和规制商业的权力。美国铸币局开始运作并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
他对人民能力的不信任是公开的。但历史研究可以帮我们看到，无论有多好的制度，缺乏合适的人去执行它，也只是一套空文。
也就是说，它缺乏一个主权国家所需要的基本生存条件：财政汲取能力。汉密尔顿方案得到实现是汉密尔顿运用政治技巧达致政治妥协的结果。
不仅如此，汉密尔顿还培育了美国证券市场，一手策划和执行了将国家的公共债务从责任转变为资产的行动。[17]如果我们把法治或宪政视为一种文化成就，美国的经验表明，这种成就是在保守中创新，同时又在创新中保守的。盖乐庭在1799年曾经对众议院议员们说：（美国人的）自由仅仅受一卷纸（a parchment）—也就是一堆文字—的保护。我们比欧洲任何国家的人都劳作得更少，而人民吃苦耐劳的习惯不仅对他们的健康和精神活力有益，而且有利于国家的福祉。这项安排又使邦联政府的负债增加了500万元。是他和其他国家主义者激活了美国联邦政府的造血功能，即财政汲取能力，使它成为一个有效的政府。
它也无力为革命将士支付报酬并偿还公债。但实际上大量印钞是通过导致货币贬值而向全体国民变相征税，这种征税对穷人造成的边际损害远大于对富人的损害，严重违反了量能课税的原则。
[41]关于奴隶制与美国财政宪法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演进，请参阅：Robin L. Einhorn, American Taxation, American Slavery,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08。行动激发出来的宪法，如果得到其他政治行动者的肯定或默认，或者至少其效果没有被相反的宪法行动所抵消，便会积淀成不成文宪法。
由财政部长向众议员提交报告，指出国家需要动用财政经费来加以支持的事项，并详细论证其公共利益价值与合宪性，这个宪法惯例始自汉密尔顿。就财政宪法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其二，自由主义宪政理论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而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限制政府权力。
[27]William Hogeland, Founding Finance: How Debt, Speculation, Foreclosures, Protests, and Crackdowns Made Us a N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pp. 90-91. [28]George Washington to Benjamin Harrison, January 18, 1784,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见弗吉尼亚大学华盛顿文献库，来源: ht-tp://gwpapers. virginia. edu/documents/george - washington-to-benjamin-harrison-18 -jan-1784,2015年4月20日访问。作为一个避免作出道德或政治判断的法律人，第一个提交书面意见的兰道夫并没有讨论设立国家银行的好处或坏处，而是纯粹从宪法文义出发，讨论了支持和反对设立国家银行的各种解释方案，指出反对意见可能更符合宪法。到17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税收入达到470万美元，足以支撑政府运作和偿还巨额的国债利息。[15]杰弗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人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对英国普通法的尊重和理解却同样贯穿在他们的言论中。
它将债权人和债务人紧密地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任何有效的行动都有赖于各州，而十三个州要协同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8款：国会有权：（1）赋课并征收直接税、间接税、关税与国内产品税，以偿付国债和规划合众国共同防务与公共福利，但所征各种税收、关税与国内产品税应全国统一。同时，这份报告指出，为了共同的安全与福祉而负债可以增强国民的向心力和勤勉精神。
只有当人们真正把它当真的时候，它才成了真。当然，美国财政宪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这段时期只是有了一个基础和框架，其实质内容有赖此后不断的填充和改善。
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争议是：参议院所提出的修改法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修改而不是创制。摘要: 美国独立战争是一场因税而起的革命，而革命本身却导致了必须用税来偿还的巨额债务。如果政府的支出大于收入，哪怕你有偿债基金，哪怕你可以任意修改它的存量，哪怕你可以添加或抽取里面的钱，你的债务还是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对美洲殖民地人民而言，他们在英国议会中不仅没有代表，也没有稳定的政治盟友。
[19] 其实，《邦联条例》为军事支出和偿还债务提供了一个宪法文本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律的文本的确十分重要，但其重要性需要政治行动者的认真对待才能被激发出来。
注释: [1] Fischer Ames，in Charlene Bangs Bickford et al. eds，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Federal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4, 1789-March 3，1791，vol. 1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50. [2]Richard Sylla, Financial Foundations: Public Credit, the National Bank and Securities Market，in Douglas Irwin and Richard Sylla eds.，Founding Choices: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790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59-88，p. 59. [3]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非常多，而深入细致的历史研究也有不少。美国财政宪法的诞生固然离不开1787年制定的宪法，但如果没有汉密尔顿和盖乐庭等关键人物的贡献，它便不会变成今天仍然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活的制度。
荷兰银行把这些债券重组为更小面额的债券，然后以面值发售，大赚了一笔。联邦党人秉持其国家主义的理念，在建构国家的财政能力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